南柯一夢　《春光乍現》　（Blow-Up） @ 豺遊民

近七點的青島東路靜靜的，甚少行人；近七點的電影資料館也靜靜的，除了我們外，只有一個留著長長馬尾的大哥在映前的十五分鐘抵達。
『你皮箱裡裝的，是攝影器材嗎？』
『不，它是一只空的皮箱』
『為什麼要帶著一只空的皮箱呢？』
『因為最近在搬家，要把很多書從一個家移到另一個家』
男人沒再說些什麼。

一個攝影師偶然拍下幾張照片，於稍晚後才發現他意外拍下了一樁謀殺案件。買兇的關鍵女子留下了假的電話號碼，死路。在路上疑似看到她的身影而追了去，死路。應該好好放在家中的底片及沖洗出來的照片都被不知名的入侵者偷走，唯一留存的一張屍體照糊得像油畫，死路。找我的經紀人幫忙吧，他想，進入大麻聚會，經紀人只簡單回了句『我不是攝影師』。隔天早上去陳屍地點，昨日的屍體已不見蹤影。真正留存下來的只有他無用的，無以成證據的記憶。

用他獨樹一格的攝影機運作方式，安東尼奧尼慢條斯理的講長了一個短故事。那一百一十分鐘是背景過度清晰的男主角的白日夢，是導演的白日夢，更是觀眾的白日夢。哈欠、瞌睡、不間斷的點頭，是對導演、對故事的認同，也是對生命大哉問的認同：真實與想像的界線在哪裡？沒有證據即為不存在，這樣的論調真的正確嗎？生命，是否真如此簡單？不講話的默劇狂歡份子打著一場沒有球拍、沒有球的網球，隱形球飛出了柵欄外，男人撿起將之丟回。事物的存在與否是否要獲得他人的認同才有其意義？答案見仁見智。

「The End」由小變大，馬尾大哥、口罩大嬸及遲到的男女陸續甦醒，魚貫步出放映室。若說保持清醒是對此作品最深的不敬，那我想我跟小石應受嚴厲的譴責。虛幻的加害者、虛幻的被害者、虛幻的謀殺案、虛幻的男男女女時時刻刻。近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們做了一個缺乏形體的夢，似幻似真。他日，若有人問我是否要再次入夢，我想我會送出一個微笑，選擇與之錯肩。